刑诉法修改：任何的质疑都不为过！

李征连

上海瑞富律师事务所

全国人大8月30日全文公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(草案)》，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。草案发布后，有人发出质疑：新刑诉法或导致秘密拘捕泛滥。其后，有关人士辟谣称：刑诉法草案可能致秘密拘捕泛滥结论荒唐！

对此，笔者的感触是：对刑诉法修改的任何质疑都不为过！刑诉法看似虽仅为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专门法律，但事实上，刑诉法的实施，却涉及到了《宪法》所规定的基本公民权利，与其说刑诉法是与刑事实体法的相配套的程序法，倒不如说刑诉法其实是《宪法》的实施细则。所以看待刑诉法的修法过程，不应仅拘泥于刑事诉讼程序，更应从宪法所赋基本人权角度予以审视。

现行刑诉法规定：“拘留后，除有碍侦查或者无法通知的情形以外，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，在二十四小时以内，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。”

修正案草案规定：“拘留后，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，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。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，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，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，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，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。”

撇开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活动不谈，单就“无法通知”而言，笔者认为社会或“一小撮人”的担忧就并非是在杞人忧天。

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迁徙、大流动的时代，我们这个社会中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群体过的是到处迁徙、打工谋生的日子，甚至有不少漂洋过海，远在异国他乡。侦查机关拘留后，哪怕是按其户籍向犯罪嫌疑人家属发出了“拘留通知书”，但却真的未必家里会有人留守签收。这种情况下，侦查机关的义务就算已经尽到了吗？

中国有23个省、4个直辖市、5个自治区 、300余个地级市和2800余个县级市，任何一个县级以上公安局、检察院均有权对相应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。再加上普通人难以计数的各地开发区、铁路、林业、海关等等系统的公安局、检察院，一旦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，其亲属要到哪里去找？

依法治国的视野下，刑诉法要直接和重点约束的，就应当是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和人员。如果把公权力部门及其人员想当然地认定为是完美无瑕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，那我们还要制定法律干什么？太多太多的鲜活案例已告诉我们：没有了法律清晰、明确、强制性的约束，单凭我们一份善良的期待，公权力是完全靠不住的。

普通百姓所涉的“圈子”，除了工作圈、就是亲友圈。一旦人找不到了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在这两个圈子里打探，而不应是到全国这数以千计、万计的侦查部门去挨个询问，这应该是一个常识。本次草案删除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通知义务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倒退。笔者认为，刑诉法修法不仅不应删除犯罪嫌疑人“所在单位”，还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居委会、村委会等基层组织。人突然找不到了，给亲属多一些可以准确查找他们亲人的信息渠道，这应该不是一个很过分的要求吧？

“秘密拘捕”看似危言耸听，但若最终修法结果与草案一致，在修正案草案已经删除了犯罪嫌疑人的“单位”、减免了侦查机关的通知义务的情况下，个别部门、人员再对“无法通知”稍加滥用、曲解，难道“秘密拘捕”离我们普通民众还远吗？

民众的善意不应被滥用在法律制定过程中，特别是直接涉及宪法人权的刑诉法过程中，所以，单纯用“肆意炒作”、“混淆视听”等言辞简单反驳民间质疑，绝非是一种“理性的分析”，而是对民众担忧的一种轻视，甚至是不屑。